《时代文学》2023年第2期｜李恒昌：一位老人与一条大河

  1985年2月的一天，胜利油田孤东片区，黄河口大水入海不畅，造成冰水漫滩，一时浊浪滔天，油区变成了一片汪洋。2000多名油田职工、5名法国科学家、5400多名群众被冰水围困，他们爬上高台、井架、草垛、房顶避险。一位妇女怀抱5岁的婴儿，在飘摇的草垛上大声哭喊——

  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春天。一个身材魁梧、身板硬朗、挥斥方遒的中年人，像逐日的夸父一样，在黄河三角洲大地上不停地奔走。他沿着黄河两岸行走，不时皱起眉头。他在胜利油田奔走，不时弯腰查看一个个井口。他乘轮船到大海里游走，时而展露难得的笑容。

  这个人，便是刚从烟台市调到新成立的东营市任职，后来被人亲切地称为“黄河市长”和“黄河书记”的李殿魁。此前，山东省委曾先后为东营市选派过两个市长，但他们没干多久就走了。此番李殿魁前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山东省东营市，是黄河入海的地方，被称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这里拥有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这里有全国重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和原的后勤生产基地，这里还创造了治理大河的“山东经验”，自然也属于“人民治黄”的先进经验。

  这“山东经验”的主创者，名字就叫李殿魁。当然，那时是一个强有力的“治黄战队”。东营市委书记、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挂帅，李殿魁亲自带队，由张庆黎、张万湖、袁崇仁、王锡栋、李尚林、程义吉等领导和专家组成。

  李殿魁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现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他虽已满头银发，却依然精神矍铄。如今一谈起心爱的“母亲河”，他依然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讲到“M2无潮点”理论，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形象地张开双臂比画着，似一只振臂飞翔的海燕，遨翔在黄河入海口的上空。他的话语将人们带入当年他稳固黄河口时那激情燃烧、壮怀激烈的岁月。

  李殿魁1939年生于山东梁山县，正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他襁褓之中穿着黄河的沙袋，少年时看着黄河的帆船，听父母讲着黄河的故事长大，是地地道道的“黄河儿女”。调到东营工作后，再次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并把黄河治理当作他毕生的事业。

  此刻，他听从了雁背上太阳的召唤，努力为新成立的东营市选址，也为黄河口的稳定、油田的开发和黄河三角洲的保护而忧愁。

  那些日子，李殿魁几乎走遍了整个渤海湾和莱州湾，把腿都走胀了。奔走时，他总是很喜欢穿一双大皮鞋，走到湿地时，一踩一个坑，踩得湿地“扑哧扑哧”直喊疼；走到旱地时，踩得大地吭吭响，大地磨破了他的鞋子，他的鞋子也擦疼了大地的皮肉，像极了神话传说中追赶太阳的夸父。

  有一次，李殿魁和李晔一行乘船走进大海。船行至深处，海天茫茫，迷雾缭绕，船上的雷达一时失灵，连船员也辨不清方向，不知该往哪里走。大家正迷茫的时候，李殿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撕碎了，扔进大海里。然后看纸片往哪个方向漂。同行的人这才恍然大悟。李晔对同行的其他人说，你们这些搞专业的，还不如人家刚来的市长哩。

  李殿魁就是这样，一路行走，一路考察，一路在寻找着什么，在思索着什么。他是在为萦绕心头的天大难题——稳住黄河口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妙方良药”。

  如果把万里黄河比作一条巨龙的话，那么其发源地便是“龙头”；而其入海口，便是“龙尾”。不幸的是，千百年来，这条巨龙总是充满个性和野性，不仅身子时常跳动不止，泛滥成灾，它的尾巴也总善于摆动，时常改道，闹出很多“症候”。

  据《禹贡例略》记载，黄河有“五大徙”之说，后来咸丰五年再次迁徙，形成“六大徙”。神话传说中的黄河入海口，在安徽淮北市的烈山附近。据考证，最早的黄河入海口在天津。后来三次大迁徙，河口由天津逐步南移。周定王五年，黄河大迁徙在河北沧县一带入海；王莽时期，黄河发生大迁徙，至东汉明帝时，在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入海；宋仁宗时代，黄河再次发生大迁徙，经山东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南宋建炎二年，黄河夺淮河入海。

  自从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堤，黄河弃徐淮故道，夺大清河自山东入渤海以来，一百多年间，仅仅黄河尾闾改道就多达上百次。黄河真像一个不听话的浪子，眼看要回家——回归大海了，还是要折腾出一些风浪来。正应验了“三年一改道，一年三决口”的民谚。自1946年黄河由东营入海行水的80多年间，黄河尾闾决口、摆动、改道达50多次，其中摆动幅度较大的6次，形成了铁门关、毛丝坨、丝网口、徒骇河、旧刁口河、支脉沟等黄河故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尾闾主动实施了三次人工改道，形成了甜水沟、神仙沟和刁口河三个黄河故道。1976年，黄河的罗家屋子成功截流，由刁口河改道清水沟，形成新的入海流路。但是，这个流路，当时并不稳定。

  俗语说：“黄河上下是一家，唯独河口没有家。”因此，治理黄河，不仅要“治头”，也要“治身”，还要“治尾”——就是要稳住黄河口，安住家。河口不稳，尾巴乱动，必然引发大的灾患！轻则冲击家园，重则伤亡人民群众。

  有人说，山东的黄河，是哑铃型结构。为什么呢？因为东西两头，一头是河口，一头是东平湖，中间是河身。这也折射出河口治理的重要。

  当一纸调令，将李殿魁从烟台带到东营市，来到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时，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便是如何稳住黄河口这一“天字号”课题。

  摁住“龙尾”，稳住黄河口，不仅是为避免水患和灾难，还有更重要、更紧迫、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往昔岁月，黄河三角洲地区人烟稀少，河口时常摆动，对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油田的开发，东营地区人口慢慢的变多，河口摆动危害慢慢的变大。1961年7月25日，当地罗家屋子井位一下漫滩，水淹面积1.3万平方公里。1963年5月30日，利津老河套堤决口，同兴、渤海、海滨农场被淹。1963年12月30日，垦利县小沙河因冰凌受阻，水围孤岛，灾情严重。

  黄河口稳定与否，必然的联系到能不可以真正建东营市的问题。如果黄河口不稳，轻易改道，新城市将无法确定位置，建设新城市无疑会成为一纸空谈。每到汛期，黄河口都必须做两手准备：一手是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做到万无一失；另一手是准备好炸药，随时准备炸开堤坝。这实在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的办法。如此形势，如何建设新城？东营市刚成立时，因河口摆动论的影响，市中心城址长期无法确定，市直党政机关只能长期蜗居在胜利油田的宾馆里。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解决。

  李殿魁从烟台调东营市工作时，省委领导曾经交代：“你到东营第一位的工作是选址建市，如确实找不到建市的地方，就得摘掉东营市的牌子，到滨州建大渤海市。”尽管领导这么讲，但是李殿魁心里却想，事情一定不可以那么办。新的城市，说什么也要建在东营。人已经来了，怎么能当逃兵？

  随着油田建设的推进，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胜利油田要建成“第二个大庆油田”的目标。然而，受黄河口极不稳定、水患不断的影响，不仅新的油井难以开采，既有油田也难以保全。不稳住黄河口，建设“第二个大庆油田”的目标也会成为空谈。河口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油田的开发建设要求黄河路径必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黄河河道实际上具有很大的摆动性。黄河口系统治理之前，河口油田几乎年年遭灾停产，经常依靠的直升机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石油工人，胜利油田的生产一次次遭受严重损失。1965年至1967年，胜利油田石油开采形势喜人，但黄河连续3年暴发洪水，导致多处油井受灾严重。

  1987年，改道后的清水沟流路运行时间已超过了原来设定的期限，自然状态下的入海流路出现了河口淤塞、河身弯曲、多股并流、摆动在即的迹象。当年，河口油田冬季遭受凌汛，夏季遭受伏汛灾害，一年两灾，不但造成河口油田停产，还给石油职工的生命来了威胁。在这一形势下，治河界的改道派和稳定派的争议达到了白热化。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稳住黄河口对黄河三角洲的保护和开发意义重大。据国内外专家科学测定，黄河三角洲的自然资源是三大三角洲中最丰富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其发达的经济和开发速度闻名于世，唯独黄河三角洲的资源和优势因其不稳定没有正真获得有效开发，一直处在落后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水患不断，这里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原本美丽的入海口，时而变成一片泽国汪洋，时而变成一片荒原，更多的时候，是一片片的盐碱地，让人望而生畏，望而生叹。

  几乎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李殿魁便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稳住黄河口。要让东营成为黄河最佳入海口，也让它成为“母亲河”永远的归宿。这是他作为市长的责任所在，也是东营人民和油田人民对他的期待。

  历史已有定论，专家早有定论——黄河口稳定三十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印在白纸上的黑字，也是一个看似不可更改的结论。

  历史有历史的依据。因为，黄河泥沙太多，入海口难以承受黄河灾难之重。万里黄河像一串长长的输送队伍，输送着生命之水，也输送着泥沙。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改变着黄河流域的地势、地貌，让蔚蓝色的海湾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黄河之水虽然最终归了大海，却将巨大的包袱卸在了入海前。它所携带的大量泥沙滞留在黄河下游和入海口处。据统计，每年大约16亿吨泥沙随河而下，其中四分之一淤积在下游河道，剩下10多亿吨流入大海。有人测算，如果将黄河一年携带的泥沙堆成高、宽各1米的土坝，其长度将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如此多的泥沙的确难以轻易消化。

  清代著名文学家、《老残游记》的作者、治黄专家刘鹗曾说：“黄河不留骂名。”

  面对既有定论，他决定迎难而上，去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相信，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喃喃自语，我就不相信找不到稳住黄河口的好办法。

  最初，李殿魁对治理黄河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他最早毕业于莱阳农学院，后来任教于山东农机学院，学的不是水利专业，也没有在水利部门工作过。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他治理黄河口、稳住黄河口的努力和探索。后来，有人曾这样评价李殿魁：“几十年来，他刻苦钻研，孜孜以求，既取人之长，又不囿于已有定论，立足实际，认真求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年5月4日，李殿魁乘船出海考察，长山列岛、南长山列岛，一路奔来，一路碧波荡漾。浩瀚的大海，苍茫的大水，让他深感海纳百川的气概和吞云吐月的力量。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既然海纳百川，海当然也能纳万沙。如此庞大的海域，有多少泥沙不能包容，多少泥沙不能吸收消化？大海如同地球上的一个庞大胃口，具有强大的动力和消化功能。

  李殿魁突然意识到，此前，专家们关于“稳住黄河口三十年根本不可能”的结论，仅仅局限于从陆地上看问题，考虑更多的是黄河所带来的过多的泥沙在河口易引起淤积，因此导致汛期水流不畅，改道是必然的问题，而没有将眼界放宽，把视角转向大海。如果利用好大海的强大消化功能，运用好其潜在的强大动力，何愁稳不住黄河口，何愁驯服不了黄河龙呢？

  这是一个崭新的思想，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思路。但是，这个想法是否科学？如果科学，又究竟该怎样利用好大海的动力？这些都是问题，需要给出科学有效、令人信服的解答。

  那些日子里，李殿魁陷入了长久的思考中。这样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让他夜不能眠。

  那个不眠的长夜，当黎明来临之时，李殿魁治理黄河、稳住河口的基本思路已经初步形成。其要点是：以稳住黄河口为最大的目的，以巧用海动力为基本战略，推进实施“截支强干，工程导流，疏浚破门，巧用潮汐，定向入海”科学措施。

  那时候，李殿魁虽然已经主政东营，但要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思想认识上，必须推翻此前“黄河口稳定30年是不可能做到”的结论，得到专家和学者的认可。

  组织原则上，他的这些设想，必须得到中央和省部领导的认可和支持，纳入整体工作规划。

  围绕这三个方面，为客服面临的困难，李殿魁既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转动着，又像一个满血的战士，英勇无前地战斗。

  早在1984年，出于顺利建设东营市的考虑，山东省政府曾向水利部正式提出一个要求：让水利部想法稳固黄河口30年，让东营市打好基础。

  1984年5月，水利部专门邀请了150多名全国一流水利专家，在黄河入海口附近举行了一个大型研讨会，专题研究黄河口治理问题。人类对于这个会议充满无限期待。毕竟，人家来的都是专家。尽管会议期间进行了一些当地考验查证，会上也展开了一些辩论，但是最终却得出了一个早就有的结论：黄河口稳定30年是不可能做到的。

  1988年，这一结论第一次遇到了挑战。挑战者便是已经担任东营市市长的李殿魁——一个敢于挑战权威、敢吼天下第一声的人。

  这次挑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搞不好会成为笑柄。黄河治理，李殿魁只能算一个“业余选手”，而且是一个人的力量，要面对150多个专家，究竟能有几分胜算？连挑战者李殿魁自己也不知道。否定前人的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不仅有人说他狂妄，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谁会轻易否定自己？对此，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黄河，宁可得罪人。

  李殿魁自己曾说，自己不会下棋，也不会打扑克，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就在他的阅读之中，一个叫“无潮点”的概念闯进了李殿魁的视野。一次偶然翻阅，李殿魁发现了原青岛海洋学院教授、河口及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侯国本关于黄河入海口无潮区的研究成果，这让他眼前一亮，从此开始了M2无潮点对输送黄河泥沙入海的深度研究。他在研究中得知，早在２０世纪30年代，日本的小仓申吉便发现渤海存在两个无潮点,一个在秦皇岛周围，一个在黄河入海口周围，并用等高线多年来,秦皇岛附近的M1无潮点具置基本确定,而黄河口邻近海域的M2无潮点位置不确定。

  为了确定黄河口无潮点的具置，李殿魁查阅了大量资料，开始潜心研究。他发现，渤海就是一个“大口袋”，其口门在辽东半岛大连的老铁山和山东半岛蓬莱阁的连接处，该线上分布着长山列岛，把渤海湾涨潮落潮分成多股，对黄河口泥沙疏散起主导作用的是两股潮流：一股是从大连老铁山脚下向西的老铁山水，经渤海湾回转向东到黄河入海口；另一股是位于蓬莱阁的登州水道向西直奔黄河入海口。两股潮流分别到达黄河三角洲附近的时间相差6个小时，奇迹就发生在这6小时的半日潮上，出现了南涨北退和南退北涨的特殊潮汐现象，不同的涨落潮，只是改变了黄河口的水流方向，在某一个点水位变化不大，这就形成了M2无潮点。如果黄河在这个点附近入海，依靠两大潮流的自然冲刷，实现双向输沙，黄河口泥沙会被很快分散，就不会出现泥沙堆积堵住入海口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重大发现，也是一般人站在岸上难以发现，甚至难以听懂的问题。事后，1998年3月15日，在中国水利科学院举办的中美泥沙专家研讨会上，李殿魁发表了《论渤海动力与黄河口治理》的论文。3月27日，美方首席专家、美籍华人颜本琦教授专门来信说：“你的理论是正确的，措施是有效的。”“你应该由此获得国家大奖！”

  李殿魁的“新发现”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尊重。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梁步亭和省长听取汇报后，格外的重视，建议他向水利部领导汇报。

  1988年春天，李殿魁以东营市市长的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月5日，出席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次与会，他带着庄严的使命。

  会前，李殿魁以东营市市长的名义，向即将离任的水利部长钱正英详细汇报了利用海动力和M2无潮点原理稳住黄河口的研究理论，明确阐述了“黄河口稳定30年是不可能做到的”是基础理论错误，提出能够最终靠工程实验证明，通过海动力治理，黄河口是可以长期稳定的。

  当了13年的水利部长的钱正英，一听说自己确认的理论是错误的，沉默半天后，非常干脆地说：“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个观点，听你讲得有道理，我支持你的实验。”

  前不久，笔者在济南市采访李殿魁时，提起钱正英，他依然对其赞不绝口：“钱正英快一百岁了，我非常钦佩她，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那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代表团讨论发言时，李殿魁向大会提出了“促进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建议”。他声音铿锵，语调激昂，以期引起注意。当他发言完毕，大家热烈鼓掌。第二天，机遇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中一直接将李殿魁叫到办公室，询问和了解他提的建议的有关情况。

  国家计委是确定投资发展趋势和资本预算的部门，因此他们做事非常慎重。刘中一非常严肃地对李殿魁说：“你们山东省委要求开发黄河三角洲，你在会上也建议开发黄河三角洲，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黄河口能否稳定？第二，淡水能否解决？如果黄河口稳不住，那里缺淡水，开发什么黄河三角洲？”

  对于这两个问题，李殿魁成竹在胸。他用非常翔实的数据和非常清晰的理论回答了刘中一的疑问：“第一，黄河口能稳住，稳不住是极其错误的观点；第二，黄三角并不缺淡水，所谓缺淡水是误传。”

  随后，李殿魁详细说明了他的M2无潮点理论。对于黄河三角洲缺淡水的问题，他此前也有过深入研究。

  “认为黄河三角洲缺淡水是基本概念错误，说黄河缺水、中国北方缺水、渤海湾缺淡水都是对的，只有说黄河三角洲缺淡水是错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平均年降雨量在600mm左右，黄河75万平方公里的径流水最终从这里入海。所以说黄河三角洲缺水是‘概念错误’。”李殿魁的回答很坚定，也很流利。

  听了李殿魁的回答，刘中一主任当即表示：“第一次听到你这样的观点，确实有道理，但现在还不能说开发黄河三角洲，需要先进行黄河三角洲国土开发项目试验。试验完进行总结验收，成功后，国家才能开发。国家计委每年撒芝麻盐的钱不撒了，集中3000万元，一定三年，支持你进行黄河三角洲国土开发试验，待试验成功，国家验收后，再推向国家决策。”

  应该为刘中一先生点赞，他从善如流！这样的回答，让李殿魁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快，“稳住黄河口、开发黄三角”得到了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支持。领导班子很快搭建起来，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李晔兼任东营市委书记、胜利油田党委书记，由他统一领导，组成了稳定黄河口领导小组，包括东营市、胜利油田、黄河河务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李殿魁当然是其中最直接的操办人。

  有了国家计委的开创性投资，李殿魁又从财政部争取到黄淮海平原粮棉基地建设专用资金3000万元，从中国人民银行争取到3000万元低息农贷，总计9000万元，准备拉开稳住黄河口、开发黄三角的序幕。

  然而，事情一定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那么一帆风顺。在《稳定黄河口清水沟流路三十年以上的初步意见》专家论证会上，很多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不是摇头，就是不说话。有人甚至直接说，你们这是准备“往大海里扔钱”！

  这时候，时任东营市委书记、胜利油田总指挥李晔站了出来。他的话像李殿魁一样掷地有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人没有做过的，不等于今天不能做！”

  稳住黄河口，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李殿魁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也能说是“三大招数”或“三板斧”。后来的实践证明，“三大招数”，招招管用，招招得力，招招见效。

  第一招，截支强干、工程导流。主要方法是，把黄河的分叉全部堵死，筑起一定高度的引导堤，让主流得到强化。如此一来，主流挟沙能力明显提高。1988年是丰水之年，先后涌现8次洪峰，一次比一次大，最大流量达到5660立方米每秒，其河口水位反而比第一次大洪峰2780立方米每秒时低0.13米，从而打破了只有让黄河水漫流才能降低河口水位的传统观念。

  第二招，疏浚破门、巧用潮汐。采用机械手段，对河口拦门沙进行起沙作业，巧妙地运用潮汐动力把泥沙带入深海，疏通两边，从而保证河口畅顺。作业时，疏浚船、高压水枪、特制油压机一起上阵，机器轰鸣，河水咆哮，蔚为壮观。堪称一大壮举。

  第三招，定向入海、指向东北。这是运用M2无潮点原理，科学发挥海动力作用的重大实践。从北京回到东营，李殿魁一刻也不敢歇息，反复思考两个问题：如何确定M2无潮点？如何将黄河水送到无潮点的位置？从此，李殿魁开始了大量艰辛的实地探索和更入的理论研究。

  首先，李殿魁得到了胜利油田的全力支持。在采访李殿魁时，他动情地回忆了那段历史：“我接到任务，立刻设计了一个数据船，我把油田那个高压水枪拉到船上，我要什么油田就给我什么。我们把大船开到海上，一大片黄汤子进去后，一个参照物都没有，一望无际，看不到头，没有定位，太可怕了。我们就这样在海上不断地探测摸索，通过水位、流速等各种检测观测，终于确定无潮点位于北纬38度、东经119度的位置。黄河确定好方向，把它定好位，洪峰一天1750流量，后面连着来了8个洪峰，最多的那次有5780个流量，比第一次洪峰水量大好几百，水位还低了0.13米，说明下面冲开了。前线指挥部总工程师去我办公室去汇报，总工程师说成功了，我说怎么成功的，他说第8次洪峰多了几百，现在还低了0.13米，我当时都掉泪了。从１９88年到现在基本上一动不动。东河口西河口口门相距四五公里。”

  当时的作业场景，是一个颇为壮观的场面。入海口处，海天茫茫，草苇丛生，人迹罕至。可是，他们一帮人，却在这里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激战。如果大海里真的有龙王，想必他也会探出头来看看，看看这些人间好汉，究竟要干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夜以继日的努力，李殿魁们真的强化了河口地区的海动力，让黄河入海的射流始终指向东北方向，并且永远固定在了这个方向。

  1987年之前，河口输入大海的泥沙量是27%，到1991年达到了53%。当来沙量和外输量平衡时，黄河口便稳住了，稳固了。

  其中主要有四大标志：一是当年便使垂死的黄河口恢复了生机，青草遍地，鸥鸟翔集；二是消除了连年发生的洪凌灾害，河尾温顺如同羔羊；三是解决了胜利油田连年停产问题，大地之上，硕果辉煌；四是确定了东营市城市规划的基本格局。

  “电话没有汽车快，电线杆子当树栽。三个蚊子一盘菜，政府建在荒郊外。”尽管当时人们曾如此打油戏说东营市。但毕竟，东营市留了下来。

  2002年，《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黄河口现行流路可行水百年》，副标题是：这项研究成果将为河口治理、资源规划、坦途开发提供依据。这一结论是对李殿魁研究和探索的最大肯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虽然有关部门对黄河入海口预留了刁口河备用流路，每年都注水疏导，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保持现有清水沟流路稳定是没有大问题的。

  从科学治水角度总结李殿魁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定向入海；二是束水攻沙；三是巧用潮汐。

  “泥沙本无害，庸人自扰之。”稳住黄河口后，李殿魁深有感触地说。他以一名黄河儿女的赤子情怀，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黄河治理的答卷。这个答卷是否合格，请看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评语。

  199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到东营视察时，将这一重大科技成就概括为治理稳定黄河口的“山东经验”。“黄河口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口，你能利用海动力治理好，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大河河口的治理都有启发。”——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北京首席代表亚瑟·和尔康先生1992年对李殿魁和这一壮举的评价。

  是什么让李殿魁如此自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掌握了黄河发展的规律。”是什么让他如此自豪？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交流，他的话里无不渗透着他不负黄河、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责任和担当！

  多年之后，李殿魁自我总结这段经历，概括了三个方面的体会，也能够说是“成功之道”。首先，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专家意见，阅读专家著述，发现传统治黄的河口周期性摆动论已经过时，已经开始发生“裂变”。这必须有好学精神，也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其次，通过研究黄河的发展变迁历史，发现有史以来黄河行水2615年的时间，其中在渤海长达1878年，黄海只有737年，因此说，黄河主要是“投奔”渤海。这为将其稳定在渤海提供了历史依据。这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把握历史的主动和规律。第三，深入研究渤海流域的海流内在规律、海动力的形成机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寻找输沙入海的突破口和捷径。这既是对科学理论的有效运用，也是“实践出真知”的大胆尝试。

  丝毫不能小看这一探索的历史性功绩。它虽然解决的是黄河口的稳定问题，但实际上为黄河治理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纵观五千年治黄历史，可以分为“四大思路”，也能说是“四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障治黄”，就是在放任自流的基础上，实行“堵”。有效果，但效果不大。第二次飞跃是“以疏治黄”，由“堵”改为“疏”。第三次飞跃是“以洫治黄”，明代全方面实施“沟洫”理论。第四次飞跃是“以海治黄”。这也就是李殿魁们探索出的一个崭新思路。

  李殿魁探索实践的“山东经验”还改变了对黄河基本河情的认识和判断。此前，人们总是说“黄河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河口淤积、延伸、摆动、改道是其自然演变规律”；自从有了“山东经验”之后，这句话可以改为：“黄河的行河状况，不仅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也是由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决定的。”

  “十年风雨治黄路，赤诚奉献写春秋。”李殿魁稳住黄河口、开发三角洲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有效治理黄河，要干一番无愧人民的事业，必须有敢于突破前人的勇气，更要有舍我其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

  稳住黄河口，将其永远定格在东营后，李殿魁的治黄之路并没结束，而是踏上了新的征程，开辟了新的境界。随后，在李殿魁的主导下，一个个进一步把黄河口治理好的措施陆续出台。

  《延长黄河口清水沟流经路行水年限研究》被纳入“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李殿魁治理黄河30年，从“黄河市长”到“黄河书记”，进而成为“黄河老人”，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营十年，以实干和创新精神治理黄河口，主要成果是稳住了黄河口，建设了东营市，确保了油田大开发。同时提出了长期稳定黄河口的科学方案：一主一副，双流定河，高位分洪，导堤入海。

  第二阶段，省政协十年，以究天人之变精神进行理论研究，主要成果是形成了黄河治理的“三约束”理论，就是运用系统论和能量平衡的原理，分析黄河的运动状态和约束条件，开辟了黄河治理和开发的新局面。黄河有三大约束条件，即硬约束，软约束（生物约束），海动力、地转流牵引性约束。河道、大堤是硬约束，滩地植被是软约束，黄河陆上河段的运作时的状态由硬、软两大约束决定；进入大海后，由海动力、地转流决定。治黄工作就是力求在任何时空条件下约束能力大于黄河自身能量，使其处于安全状态。

  第三阶段，是在省人大任职期间，以为民负责的精神推动“三约束”理论的实施，主要成果是促进了黄河口流域、京杭运河流域和华北平原，包括山东、济南等地水问题的解决，拓展了黄河治理的范围和领域。

  第四阶段，是退休之后，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黄河治理和开发建言献策，为黄河生态保护和高水平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此期间，李殿魁亲自主持了关于根治黄河口理论研究与治理实践及其黄河三角洲开发系列研究的三大项目。

  党的十八大后，李殿魁的黄河治理研究再上新台阶。在他与其科研平台历时20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李殿魁对根治黄河口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那就是，根治黄河口，不仅要巩固“山东经验”，还要发挥“山东优势”。

  这“山东优势”是什么呢？李殿魁解释说，中有泰山，北依黄河，靠渤海、黄海，湖泊众多，是山东特殊的自然地理优势。因为山东在治理黄河、利用黄河方面优势独特，必须立足山东实际，充分的发挥山东自然地理优势对根治黄河、恢复京杭运河航运、正确解决华北平原水问题的重要作用。

  据此，他向山东省政府提议，向国家提出新时代根治黄河的建议：在人民治黄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实施固定河口、优化河势、增水复航三步走的根治黄河新战略，在黄河下游建立以黄河为主导、为纵向主干，以京杭运河为横向主干，覆盖整个华北平原的自动调节防洪、灌溉和航运工程保障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前完成根治黄河、恢复京杭运河航运的任务，其标准是固河、增水、复航、自调。

  机不可失。他强烈呼吁，必须抓住黄河治理的历史性机遇。即抓住国家决策南水北调的难得机遇，抓住黄河缺水的主要矛盾，把南水北调三线调水与为黄河增水结合起来，优化顶层设计的具体方案，东线亿立方米），中线亿立方米），西线亿立方米），黄河航运相应恢复到济南、郑州和兰州，京杭运河则可恢复全程通航，彻底实现黄运立交、以湖济运。与此同时，发挥引黄灌区主干渠的作用，向天津、北京送水，华北缺水、京津生态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2015年，李殿魁将其治水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结集为《治水新纶》，由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稿，既有为黄河正名、安家、根治、立论的理论与实践，又寄托着未来发展的梦想和论述。韩喜凯在序言中写道：“殿魁不是学水利专业的，也没有在水利部门工作过，竟成了水利研究的佼佼者，太让我佩服了。我与殿魁共过事，相识时间更久，他的勤奋、执着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与水利结缘，是在担任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领导工作以后，从此再也没有间断过。”这些话，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李殿魁的精神所在。

  退休后的李殿魁，虽然满头银发，但依然精神矍铄，勤于思考。他想的都是关于黄河的事儿，都是家国的事儿。

  在家中，他一刻也不停歇，一直研究思考怎么样根治黄河的大问题。他推窗远望，俯首深思。想了很多，想得很远。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治水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很多诸侯国因水利工程名垂青史，秦国的都江堰、灵渠，魏国的鸿沟、郑国渠，明代山东的戴村坝·南旺枢纽工程，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科技治水的突出成效。都江堰把四川建成了“天府之国”。秦始皇为统一中国修建的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联系起来，打破了流域分治。隋炀帝开掘的大运河，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联系起来，实现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络，巧用地势，自流自调，解决了悬河悬江与平原的矛盾，实现其和谐共生、灾区变天府的巨变；打破山峦地势分割，实现流域融合，建成京杭运河，优化了我国沿海平原，为祖国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水利奇迹。新时代，我们能否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做出更为骄人的业绩，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呢？

  此时在他的脑海中，“三河平台”（黄河、小清河、京杭运河）科学治水的战略思路正在酝酿，华北平原治水的“三大梦想”正逐步成型。

  在“中国生产力学会暨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研讨会”上，他向全体与会人员抛出了这“三大梦想”。

  是梦吗？当然是梦。他说，这不仅是我的梦，黄河的梦，华北的梦，也是富民强国之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组成部分。

  是痴人说梦吗？当然并非是。他的梦想，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之上。基于对既有经验的总结和面临形势的判断，他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固住黄河口、根治黄河的时代条件已经很成熟，亟须为黄河摘掉害河和难治的帽子，更新为在现代条件下黄河为利河、实际易治的观念，以提高根治黄河的信心，并且明白准确地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前完成根治黄河的任务，实现控洪、增水、安流、兴利、复航的治黄目标，确保低水平航运复航至郑州，高水平航运复航至兰州；恢复京杭大运河航运的社会条件已经很成熟，亟须更新华北缺水造成京杭运河长期断航的错误观念，确立京杭运河断航造成华北缺水、京津生态危机的科学观念；重新认识华北平原的自然优势及其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亟须打破晚清以来华北平原治水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的旧格局，重构其以黄河尾主导的南北统治、恢复华北平原整体优势的新格局。

  李殿魁就这样为祖国的水利事业操劳着，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国把关，为党护魂。

  他心里始终装着黄河，装着祖国，装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与责任担当。有他的一首小诗为证：

  李殿魁的这一设想，与另一位黄河专家李海峰的观点有些相似之处。谈起如何真正把黄河打造成幸福河，李海峰认为，关键是要科学理性地用好黄河水，让它为我们造福。他的人大提案曾提到，把东平湖的水通过自流方式到达德州的四女寺，整个德州这一块的运河就可以打通。德州天衢新区作为一个大的战略规划项目，纳入德州市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天衢新区作为一个跟省城，跟京津冀经济圈融合的桥头堡。和京津冀融合，打通运河应该说极具战略意义。齐河连着黄河，德州打通运河，德州会因黄河和运河更兴，更加繁荣。

  谈起自己的梦想，李殿魁激情豪迈。但当谈起如何把梦想变为现实时，他的眼神特别急切，好像颇为着急，也颇为忧虑。围绕黄河治理、大运河通航、南水北调，很久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他说，现在处在黄河治理的关键时期，他的建议还没有在业内形成共识。有些人认为他的想法是一家之言，根本不可能实现。李殿魁告诉我，自己准备像当年在黄河口时一样，继续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谈到这里，我看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充满渴望，显得那么坚毅和执着。

  “不能怕黄河，要亲近黄河，在治黄上要多说科技话，少说客气话。”走了很远很远了，耳边还回响着他的声音。

  2022年10月，第五期《走向世界·天下泉城》杂志刊发了笔者的文章《黄河治理是我毕生的事业——访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殿魁》。李殿魁从公众号上看到文章后，很是兴奋，约笔者和他的一帮“黄河挚友”吃饭，以表示感谢。一见面，激动心情溢于言表。他说，文章写得好，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反响也很好，水利部和黄河委员会的有些领导亲自给我打了电话。看来，咱们不可以忽视社会人士的作用和力量。

  那天吃饭时大家谈兴很浓，有谈诗歌的，也有谈疫情的，还有谈国际形势的，但是李殿魁谈的始终是黄河。一谈起黄河，他便兴致盎然，而一谈起别的话题，他便无意中显露出索然无味的样子。

  有一道菜，是鲤鱼。服务员报菜名说，黄河鲤鱼。李殿魁却说，这不是黄河鲤鱼，这是养殖的。有人问，怎么看出来的？李殿魁对大家说，这鱼是黑的。养殖的一般都是黑的，头黑，鳞也黑。黄河里的鲤鱼都是黄的，尾巴不是红的，是黄的，整个身子都是黄的。野生鲤鱼和养殖的，体型也不一样。黄河鲤鱼条子长，成天在水里摆动，找食吃，所以身子细长，尾巴宽，尾巴根儿这一个地区小。我问他，这是否也属于“黄河经验”？他笑了。

  李殿魁说，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西民沿着水陆并进的西线大通道进入青海、中原，的格桑花也能沿着雅黄线路漂流到黄河口——

  2023年2月18日，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和山东黄河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联合对李殿魁的“治水精神”进行表彰。之所以表彰学习李殿魁，就在于他对“两河”从亲近、了解到认识、研究，再到治理、建设的过程，是真正的“河人合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他领导并成功解决黄河入海口频繁摆动问题，解决了长期稳定黄河流路的千古难题，为子孙后代海晏河稳立下汗马功劳；任省政协副主席时，他与诸多政协委员、水利专家一道，为尽快恢复京杭大运河全程复航不遗余力，被称为“掉进运河不能自拔”的水利专家；退休后，以80多岁的高龄，在“黄河战略”和“运河国策”等治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方案和建议，被称为“齐鲁治水不老松”。

  采访结束后，一种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我也深深地为伟大的“母亲河”和“大运河”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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